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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28日 广西日报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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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化产品走出去 的实践与探索①

桂版图书 蹀躞西行



广西日报   2007-02-28         
  因为文化产品进出口的巨大逆差,因为弘扬中国文化、宣传中国形象的要求,也因为国际市场潜在商机的诱惑,近几年来,推动图书的版权输出,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主动融入全球出版网络的一个重要动作。在这一趋势下,广西各家出版社积极开展图书版权输出,2006年输出版权22种,在全国排名连年进入前十位。广西出版社在版权输出探索与实践中积累了经验的同时,也面对着一些普遍存在的行业性症结。桂版图书西行之路,任重而道远。

  1

  成功之处:

  发挥己"长" 进行优势品种的输出

  能够在版权交易中获得青睐实现版权输出的,几乎都是各家出版社优势品种,是精品图书,是畅销书或是长销书。

  接力社的少儿超级畅销书“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在国内已经累计销售500多万册,向法国输出了法国版权和欧盟版权后已正式出版,在2006年底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亮相,这是中国原创少儿图书的版权首次输出西欧;师大社的《思考中医》立足于引领中医图书的文化思考,在国内发行了13万册之多,已向韩国、日本等国和港台地区输出版权;人民社的历史文化丛书“100系列”自1992年出版,至今已再版两次,在市场上长年走俏,并不断地扩充品种,丛书中的《影响世界的100个战争》《影响世界的100种文化》2005年输出台湾;美术社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饰物》,是获得全国图书最高奖“国家图书荣誉奖”的精品图书,2005年被引进台湾后,由台湾的出版机构重新包装为《银饰珍赏誌》出版;教育社向台湾输出的《台湾风云》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入选作品奖。

  “图书的品质决定版权输出的规模、效益,并且是未来能否在海外长销的惟一指数”,这是业内人士的共识。以《思考中医》为例,该书的输出版税高出国内社科类图书平均版税近两倍,2005年进入台湾市场受到热烈追捧,短短两年时间重印三次。

  在谈到什么样的题材最容易“走出去”,各家出版社给出的答案大体一致——中国特色。随着我国日益成为被全世界所共同瞩目的热土,“中国元素”在西方国家也逐渐升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在版权输出占了大部分比重。此外,旅游图书、专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和教材也比较走俏。

  2

  症结所在:翻译、渠道、题材"瓶颈"亟待打破

  “广西图书版权输出地狭窄,仍以韩国、日本和港台地区为主,能够进入欧美市场的非常少。与此同时,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输出图书的结构单一,一直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旅游类图书为主,反映中国现当代的图书非常少。”广西新闻出版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的处长古里平说,“输出和引进,存在着大致1∶10的逆差,这是全国出版界的普遍现状。”

  谈及两个“非常少”,几乎每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首先归结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诸如语言、阅读习惯、思维方式、出版体例等一系列的不同。

  人民社版权室主任李常秀谈到,曾经接连有两家美国出版机构都非常喜欢该社图书《十二生肖》。双方合力找过很多翻译家,都无法准确表达“十二生肖”具有的中国意境和审美情趣。万般无奈,美方只好放弃。

  接力出版社总编白冰认为,把中文译成其他文字,难度相对要更大一些。如果没有一支好的译者队伍,再好的作品也很难被外国读者接受。在分析“马小跳系列”为何能进入法国市场,他坦言原因之一,是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相对容易。

  美术社总编室主任冯波说,美术社的图书输出之所以有一定成绩,与画册本身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图书形态有关。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就有美国出版商对他们的书法书表示出浓厚兴趣。而该社的成品图书《黑白画库》,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图多字少的图书形态,被荷兰一家出版社以全球采购的方式购入,先后订购了近500套。

  输出版权的工作之所以在港台地区容易成功,是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进入日韩和东南亚市场,也是因为同处亚洲文化圈,彼此之间有较高的认知度。而同样的书,如果要进入欧美国家,事先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先不论翻译质量如何,这翻译费由谁承担呢?作者本人,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公司?并且,国外出版人更愿意邀请自小生活在母语环境里的汉学家来翻译中文作品,认为这样才是最地道的。而对于国内的翻译人才来讲,即通晓文学作品、外语又好的人很少,还要尽力培养。

  渠道推介也是制约着广西图书版权输出的重要因素。据了解,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也往往是在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的书稿推荐到国外去出版,除了要有准确的翻译,还必须要“找对人”——即找对愿意推荐书稿的版权代理机构或愿意出版翻译书稿的外国出版公司。纵观国内的出版社,则是无论大小都分别独立地与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很少借助于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商榷版贸业务。

  究其原因,古里平认为,一是各家出版社都不愿将原本就不多的版税利润再被摊薄,二是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自身实力不足,体制、机制、法规都不完善,专业人才流失严重,全国20多家版权代理机构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三四家。目前,出版社在向外推荐图书的常规做法是定期给自己能联系到的国外出版机构版权部、大型中介公司发电子邮件,内容是图书简介和推荐理由;其次是借各大书展的机会,散发中英文书目。因为缺少高水准的“中介”,双方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对方不知道我们出了哪些好书,我们又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这就使出版社在推荐图书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效率和效益也不是很高。

  症结之三则是作品题材。被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之所以输出的图书都是以传统文化为主,是跟我国目前整体“软实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与欧美国家相媲美有关,中文仍在世界范围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意识形态上也存在着差异。除了把老祖宗的家底翻出来,在现当代文化输出上,实在难以有太大作为。师大社版权室负责人雷回兴认为,哲学、财经之类的图书难以输出,与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水准不是很高有关,“反倒是引进的相当多”。白冰认为,图书题材本身的跨文化、跨地域特征,需要我们的作家具备全球化眼光,作品要符合人性化写作,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就是从描述孩子的天性出发,这种东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因此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就不会影响作品被不同国家的读者阅读。”

  受限于翻译、渠道、题材的制约,是普遍存在于各家出版社的行业性症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于引进版权带来的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国内庞大的图书市场上,动辄印量几万十几万册,销售总码洋上千万甚至能够高达近亿元,输出版权则谈判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见效慢、收益低,输出地的图书市场也较小,一本图书三五千册就算是不错的销量了。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10∶1,“逆差”现象十分严重。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地的出版集团和大出版社,因为实力雄厚,资源丰富,人才汇集,版权输出相对要好做一些,地方出版社则势单力薄,困难重重。”古里平认为,“广西的版权输出尚未形成规模,更谈不到形成经济支撑点,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

  3

  探索路径:

  政府推进,各社出招

  尽管目前版权输出的利润并不是很高,但不能因利小而不为。从长远角度看,版权输出可以使更多的国内出版社走向海外市场,迎接更大的挑战。广西出版社也在行动,并寻找着积极有效的方式。

  说起“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版权输出的前前后后,白冰记忆犹新:“我们在邀请国外出版社的社长时,通常都会提出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来。”白冰认为,判断这套书会不会卖得好,看看国外孩子们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了。版权花落法国菲利普皮圭尔出版社,正是因为社长女儿听完翻译对这套书的大概描述后,马上表示:“太好玩儿了,我们法国的孩子肯定会喜欢。”不久,双方正式在法国签约。

  人民社输出旅游图书《在大理的星空下接吻》时,责任编辑罗宇飞让作者穿上一条腿红一条腿绿的裤子,头上戴上椰子壳制成的帽子,随着她在展场里走来走去,并凭直觉找到了台湾经联出版社的负责人。当晚,负责人就答复同意购买版权。

  这些只是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一些比较有趣的个案。版权输出,正由卖版权的初级阶段走向多种形式合作出版的高级阶级。

  李常秀谈到人民社与香港某出版社达成共识,共同引进日本一套图书版权,港方做繁体版我方做简体版,翻译费、制版费共同分担,图书在两地同时出版发行。李常秀说:“这种合作方式即能资源共享,降低成本和市场风险程度,又可以拓宽出版渠道做大市场。”

  开发外向型图书,在选题质量和装帧设计上下功夫,用适销对路的产品打开海外图书市场,正成为出版社的努力方向。接力社、师大社、人民社都有一些正在运作之中的图书,在选题、策划、装帧阶段,就有意识地听取海外出版同行的意见,意图提高版权输出的成功率。结合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地缘优势和文化相近,广西各家出版社都加大了面向东盟国家的图书出版份额,为东盟国家提供汉语培训教材和相关商务用书。

  与此同时,各家出版社都成立了专业部门负责版权贸易,并努力培既懂专业,又熟悉图书编辑,且精通外语,并具备一定的市场敏感性的版贸人才。接力社还在版贸谈判方面有新的尝试,不同于许多出版社版贸谈判中版权经理单打独斗的场面,接力社的版权谈判都是以小组的方式出现,小组成员包括社领导、版权经理、市场部人员、相关编辑,力图使对选题的理解和判断更加准确。

  出版社都在尽己之能做着努力,如果要提速前进,那么政府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就是“推进器”。为了推动图书输出,由我国政府主导的“中国图书海外推广计划”于2005年1月正式实施。其核心内容是,以资助翻译费用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这项被出版人形象地称之为“金水桥”的计划,在官方人士看来,“表明了出版业‘走出去’战略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明确了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是‘走出去’战略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积极探索。”该推广计划鼓励三类图书的出版:一类是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有助于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作品;一类是反映中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一类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作品。目前,已与美国、法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外9家知名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约200万元人民币、出版110余种中国图书的协议。多家国内出版单位纷纷要求推荐图书入选“资助翻译推荐书目”计划。

  同时,搭建版权贸易平台,也在新闻出版总署近几年的运作之中。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专门设置了中文图书版权输出推介区,对适合输出的图书选题给予政策倾斜和书号扶持。在号称“全球出版业奥运会”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出版社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以集团的形式集体亮相。一批版权贸易做得好的出版社,由政府免费提供展位费用。接力社在广西八家出版社中,率先享受了这一“待遇”。

  有“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引导下,各省区都加大了对版权输出的扶持力度。“十一五”期间,广西将加快转变对外版权贸易的增长方式,促进版权贸易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争取向外输出版权达到100种以上,使桂版图书的版权输出从“要我走出去”成为“我能走出去”。

  从业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政府能够发挥强有力的调控和推动作用,为企业进入国际文化市场铺设道路,并在国家的层面上积极推行中外文化交流,消除中外文化的“理解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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